“双减”政策实施后，有家长呼吁教育局立法禁止教师给自己孩子补课。相比于其他职业的父母，人们普遍认为教师在教育子女方面更有优势，教师的孩子也因为享受着家长的辅导和老师的偏爱，更容易成长为“别人家的孩子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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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让人羡慕的优势背后，是严格的家教和不容喘息的权威。一些教师子女在父母设定的标准框架中长大，却发现青少年时期摆脱不掉的“教师子女”标签，成年后，仍在自身留下痕迹。
任半仙
童年的录像带
48岁的父亲生于鲁中山区的贫困乡村，努力考入师范学院后，他与城市长大的母亲结婚，彻底离开乡村，改变了命运。父亲从教三十年，教过小学语文、历史等课程。获取硕士学位后，他以讲师身份留在了大学。
在我看来，父亲相当矛盾。站在讲台上，他是激情四射又富有亲和力的教师；下课后，他行为冲动，脾气暴躁，是思想包袱极重，因农村出身而自卑的保守主义者。
父亲的身影几乎从未出现在我的幼年记忆中。据母亲回忆，他去上课时我还未起床，等他备完课回家后我早已睡着。我和他有所交集已经是我八九岁时候的事了，当时母亲的事业正处于上升期，也信任作为教师的父亲对我进行管理，现在想来，这算是一段复杂父子关系的开始。
童年时的我劣迹斑斑，在大学家属院中上房爬屋，时不时纵火破窗。数十年的执教经历让父亲产生了一种惯性，他以对付顽劣学生的方式对待我。
大概在八九岁时，我和小伙伴玩耍时与一位老人起了争执，其中一位小伙伴还朝老人扔了石块。回到家后，父亲怒不可遏，不由分说重重给了我两耳光，接着又罚我站在墙边听他滔滔不绝的训斥，甚至朝我脸上吐口水。
随着年龄渐长，我数次不堪受辱，与父亲扭打一番。2014年，我选择出国留学，这段彼此折磨的关系也告一段落。我离开后不久，父亲与常年感情不和的母亲离婚。他并未负担我留学的费用，每次回国，我也只是象征性地见他几面，总是话不投机，两人闷头吃饭。
2018年的暑假，我们约定共用午餐。吃饭时父亲兴致很高，拿出手机给我看他刚找到的录像片段。这段录像有年头了，画质并不清晰，但我一眼认出那是他在老房子里辅导幼年的我学习。录像机被放在床头柜上，画面里，我的背影看来瘦弱矮小。年轻的父亲随即也出现在画面中，走到我身边检查作业。起初，一切如常，但不久后，他拍着桌子愤怒地对我大声喊叫，拿起我的作业本撕成了两半。我靠墙站在书桌边战战兢兢，表情惊恐。觉得不忍心再看时，我抬头看向正拿着手机的男人——他惬意又得意地微笑着。
童年时的屈辱、恐惧、愤怒瞬间涌上心头。天旋地转中我转身离开饭店，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，我没有和他说一句话。
图|任半仙与父亲
修行
爱说教的母亲和她的日记本
小时候，爸爸在四川偏远小城的山区学校工作，每周末回来一次。我和双胞胎姐姐的学习生活都是妈妈一手带大。妈妈是高中语文教师，教学任务重，回到家后，她总是不太有耐心，不仅爱说教，脾气也很火爆。印象中小学一年级的一个冬天，因为太冷我赖床没有去上学。妈妈下班后发现我逃学，打得我全身淤血，衣架都打烂了。
还有一次，我偷了家里的钱买玩具，被发现后又是一顿毒打。但这也是记忆中仅有的两次体罚，多数时候，她喋喋不休、反复对我讲着诸如“要端坐写字”、“要承担责任”、“要付诸实际行动”这样的道理。以至于我长大后最讨厌的就是说教，对说教几乎生理性过敏。
这些童年往事在记忆中已经失色，变得模模糊糊，唯一留下的是我对母亲的怨恨，和那些反复佐证怨恨的“细节”：衣架，瘀伤，我的哭喊。我没想到，长大后，孩童时被大脑修改的记忆会再一次清晰的展现，只不过，这次是从母亲的笔下。
高中时，有一次在家里的书架上找书，我无意间发现了妈妈的日记本。厚厚的一本日记时间跨度超过10年，从1997年我和姐姐出生开始，到我们上初中，妈妈事无巨细地记录了我和姐姐的每次争执，也记录了她被育儿琐事淹没的次次艰难。
“10月5日，今天早上，徐藻为了吹徐藩的肥皂泡而把自己一个人紧紧地锁在屋子里，后来她很久才打开门，上学已经迟到了。一上午她就在家里，没去上学，而且把我的抽屉打开，乱翻了一通。中午我回到家后，听说了这件事。一开始，我还能心平气和地跟她说，后来实在忍不住了，就狠心地打了她。她连连承认错误。午饭后，我又辅导她上午缺的课。下午她又比较高兴地上学了。
这件事太让我伤心了。才这么一点点，她竟然逃课，实在太出乎人意料了。她自己说给自己补上。人一生不可能只是玩耍，还有许多推不脱的责任。比如，现在，读书就是你们必须好好完成的一件事。”
母亲当时是怀着怎样的心情，在什么时刻写下这些日记的呢？或许是下课的间隙，或许是晚上我和姐姐入睡之后。也是在那一刻，我突然明白了妈妈的喋喋不休和易怒。她不仅要承担作为职业女性的工作，也肩负着养育两个孩子的责任。连轴转的生活里，她偷出片刻写下这些文字，我看着，一边自责自己幼年时的顽皮，一边为妈妈感到心酸：没有人帮她分担，只有日记本听她说话。那时的妈妈，该多么无助啊。
